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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司法在侵犯知識產權立法方面的問題及對策

一是整體執法力度不夠大。有些地方的行政執法部門為了本地方、本部門的自身利益，常常將應當移送司法機關作為刑事案件處理的案件只作為一般行政違法案件處理。大量可能構成犯罪的案件按照一般違法案件處理，給予行政處罰而結案，造成起訴到法院的案件所剩不多，致使一些侵犯知識產權的行為人屢罰屢犯，沒有起到嚇阻作用。例如，浙江某地查獲一個家庭工廠制造假冒某外資企業“雷達”商標電蚊香１５００多盒，假冒包裝盒１０萬多個，以及大量的半成品。根據假冒商標的數量，已經達到刑事立案的標準，本應移送公安機關，但當地的行政執法部門僅罰款５萬元了事。另外，行政執法部門查處案件手段有限，移送案件標準不統一，移送案件意識不強都是原因。
二是法條競合嚴重。由于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刑罰相對較輕，而且侵犯知識產權犯罪與制假、販假犯罪、詐騙犯罪和非法經營犯罪有牽連、競合等關系，因此，有些較嚴重的侵犯知識產權案件被按照其他犯罪處理。
三是取證困難大。由于侵犯知識產權犯罪多屬于智能型犯罪，手段比較隱秘，并朝著組織性、隱蔽性、對抗性發展，致使這類犯罪的證據難于取得。如《行政處罰法》沒有賦予行政執法部門封存、扣留等行之有效的措施。如果當事人對行政機關已經采取行政保全措施的財產轉移、隱匿、調換、銷毀了，證據就會消失，案件難于查處。如某地執法部門查獲一起假冒“長城”牌機油案，采取先行登記保存措施后，依照法律規定，由當事人保存，結果案發當夜當事人就將假冒機油換成了正牌機油，使案件查處陷于被動局面。至于自訴案件，當事人更難于取證，導致一些案件起訴不到法院。
四是缺少明確和操作性強的立法和司法解釋。由于侵犯知識產權罪的刑事立法過于簡單，數額標準、情節標準過于原則，罪與非罪之間的界限不明確，導致行政機關難于判斷哪些案件應當移送司法機關處理，起訴到法院的案件審判人員也難于下判。
假冒注冊商標罪和假冒專利罪的犯罪構成要求“情節嚴重”，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的犯罪構成要求“銷售金額數額較大”，侵犯著作權規定的是“違法所得數額較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侵犯商業秘密罪規定的是“給商業秘密權利人造成重大損失的”，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銷售侵權復制品罪等規定的是“違法所得數額較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最高人民法院目前只對侵犯著作權罪、銷售侵權復制品罪的定罪量刑標準做了規定，對其他罪的定罪量刑標準還沒有具體規定。目前，在司法實踐中定罪量刑的主要依據是最高人民檢察院和公安部２００１年４月１８日聯合發布的《關于經濟犯罪案件追訴標準的規定》，但是，該標準只是一個立案標準或者起訴標準，而不是定罪量刑的標準，這在今后的司法解釋中應當盡快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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