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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商標法》克服重重困難出臺

1982年《商標法》克服重重困難的出臺,是知識產權立法的破冰之舉,開創了新時期知識產權法制建設的新局面。在知識產權各專門法中,立法機關之所以率先通過《商標法》,主要是因為以下三個方面的原因:第一,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了“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為《商標法》的出臺發出了召喚。商標是商品交換的產物,也是商品交換不可或缺的工具。作為上層建筑的商標法律,必須為“經濟建設”這個中心服務,這是伴隨著經濟基礎的迫切要求應運而生的。第二,改革開放政策的貫徹,需要《商標法》,外交部在1979年5月第一個提出制定《商標法》。沒有《商標法》就無法與國際社會溝通,國際貿易和國際合作就不能開展。《商標法》與內政和外交直接關聯,這就為其制定創造了條件。第三,商標權和其他的知識產權有所不同,其并不直接表現為權利人對科技成果或其他智力成果的壟斷,并且保護商標專用權本質上也是保護廣大消費者的利益,因此,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雖然工商行政管理部門內部爭論很大,社會公眾在觀念上更容易接受法律對商標專用權的保護。
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前總干事阿帕德?鮑格胥博士這樣評價中國在20世紀80年代對包括商標權在內的知識產權法制建設所取得的成就:“在知識產權史上,中國完成所有這一切的速度是獨一無二的”,中國“僅僅用了三年時間便頒布了商標法......這些法律使中國有可能參加國際合作”。
1982年《商標法》第38條明確規定了侵犯商標專用權的表現。第39條則規定了對上述侵權行為的處理辦法,即被侵權人針對這些侵權行為,既可以選擇向侵權人所在地的縣級以上工商機關要求處理,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訴。如果選擇請求工商機關處理,則工商機關依法有權直接認定侵權行為是否成立,并有權責令侵權人停止侵權行為,甚至還可以要求侵權人賠償被侵權人的經濟損失。工商部門可以確定賠償額,即按照侵權人因侵權所獲利潤或者被侵權人因被侵權所遭受的損失,此外還可以對情節嚴重的并處罰款。法律還規定,對行政處理結果不服的,可以在收到結果通知后15日內尋求司法救濟,期滿沒有起訴也不履行行政裁決的,工商機關可以申請法院強制執行。《商標法》的這一條款賦予了商標權人尋求行政保護和司法保護的選擇權,也就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商標權雙軌保護制度確立的法律依據。
雖然《商標法》明確規定了商標權人對侵權行為采用行政保護方式還是司法保護方式可以行使選擇權,但鑒于當時企業基本都為公有制企業,有特定的主管機關,而法院司法能力相對薄弱,法律規定的這種選擇權也不得不大打折扣,商標權人愿意通過司法途徑解決糾紛的少之又少。1983年的“大前門”商標糾紛案件有助于說明這種現象。
“大前門”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是頤中煙草公司的商標,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一直由該公司所屬的上海、天津、青島卷煙廠使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1956年由上海卷煙廠申請批準為注冊商標,但其他兩家仍維持歷史傳統繼續共同使用。“文化大革命”后期,鄭州、開封、許昌、安陽、沈陽、營口、哈爾濱、成都、重慶、合肥等地的十余家卷煙廠,一哄而起,未經注冊,都使用“大前門”商標,而且規格不一,質量不齊。1983年2月,國家工商總局商標局會同中國煙草總公司專門研究“大前門”商標問題,商定聯合發通知,除上海、天津、青島三個廠外,其他各廠都限期停止使用“大前門”商標。但后來,中國煙草總公司又不同意發這樣的通知,并于2月8日至11日在北京召開加強整頓前門牌卷煙生產管理問題座談會,提出“前門牌卷煙歷史悠久,原由上海卷煙廠注冊。過去由于煙葉原料不足,生產受到限制,長期供不應求。近幾年,煙葉連年增長,前門牌卷煙生產逐年發展,生產的工廠也相應增加,到1982年產量已達到一百萬箱,生產的工廠也增加到十多個”。“鑒于當前已有多廠生產前門牌卷煙的實際情況,與會代表迫切希望上海卷煙廠根據《商標法》第二十六條規定與有關生產廠家簽訂商標使用許可合同,以利發展生產,保障供給。”會議的結果是仍堅持這十多家工廠繼續使用“大前門”商標,并要求上海卷煙廠同意這種做法。
1983年3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標法》正式施行。2天之后的3月3日,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就收到了上海卷煙廠《關于大前門商標使用權限及大量偽冒大前門煙的報告》,要求依法保護其商標專用權,禁止冒用。為貫徹執行《商標法》,研究整頓“大前門”商標問題,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于1983年6月3日召開座談會,參加會議的有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國務院經濟法規研究中心、高法、高檢、國家計委、商業部、輕工業部、煙草總公司等部門負責人,會議討論的結果是為了維護正常的經濟秩序及消費者的利益,嚴肅法紀,必須整頓“大前門”商標。1983年6月23日,工商總局發出《關于整頓大前門卷煙商標問題的通知》,決定:依法保護大前門商標專用權,在未經上海卷煙廠許可使用之前,禁止任何其他卷煙廠再使用“大前門”商標;天津、青島卷煙廠以前經上海卷煙廠許可,并經原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同意使用“大前門”商標,現根據《商標法》規定,辦理許可使用合同,報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商標局備案;③當前十幾家卷煙廠隨意使用“大前門”商標,是“十年動亂”造成的遺留問題,因此在處理上要有一個過渡辦法。除上海、天津、青島卷煙廠外,其他使用大前門卷煙商標的卷煙廠,必須盡快更換商標,并于今年12月31日前停止使用,逾期仍使用者,以假冒商標處理。④上海卷煙廠應當對大前門卷煙的質量負責,維護商標信譽。根據工商總局的要求,鄭州、哈爾濱、營口、重慶等9家卷煙廠,已在規定時限內停止使用大前門商標,上海卷煙廠也分別與天津、青島等卷煙廠簽訂了商標使用許可合同,并于1983年12月17日、1984年3月22日報工商總局備案。
從“大前門”商標糾紛案件中可以看出,即使商標權人選擇的是行政保護方式,行政管理機關也有可能事先與司法機關進行協調,達成一致意見后再作出決定,這使得法律規定的不服行政機關處理決定還可以向法院起訴的規定在一定程度上失去意義。此外,由于行政訴訟法直到1989年4月才通過施行,所以對行政機關處理決定的司法救濟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并沒有配套的程序保證其實施。實際上,在1982年《商標法》草案中,甚至對于商標確權糾紛都擬定了司法救濟措施,但終因當時法院審判能力不足而被迫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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