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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馳名商標保護的發展

隨著我國經濟的不斷發展,企業參與國際市場競爭的能力不斷增強,我開始有不少企業紛紛要求商標主管機關進行馳名商標認定工作,以有效保護其馳名商標。
1989年,北京市藥材公司發現自己的“同仁堂”商標在日本被一廠商搶先注冊。當該公司以“同仁堂”系其馳名商標為由,請求日本特許廳撤銷注冊不當的商標時,日本有關方面要求該公司提供其“同仁堂”商標系中國馳名商標的有效證明文件。為了切實保護我國商標所有人在他國的合法權益,商標局就“同仁堂”商標進行了廣泛的社會調查,于1989年11月18日正式認定“同仁堂”商標為我國的馳名商標。這是我國由商標主管機關正式認定的第一個國內馳名商標。在隨后的幾年間,我國通過公眾評選和商標主管機關個案認定等方式又認定了一些馳名商標。
1992年8月2日,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對四川省古藺縣郎酒廠訴四川省古藺縣曲酒廠侵犯“郎酒”注冊商標專用權一案做出判決,認定“郎酒”為馳名商標。該判決生效后,商標局撤銷了所有已經注冊的與“郎酒”近似的商標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認定的“郎酒”馳名商標是我國司法機關認定的第一例馳名商標。可見,我國司法機關在審判實踐中認定馳名商標、保護馳名商標也是較早的。
但總的來講,這一階段我國對馳名商標的保護,還只是處于直接適用《巴黎公約》的階段,并沒有《商標法》上的明確依據。直到1993年,立法機關在修訂《商標法實施細則》的時候,才開始對馳名商標的保護問題有所涉及即在《商標法實施細則》第25條增加了對公眾熟知商標的保護內容。該條第2款規定:“違反誠實信用原則,以復制、摹仿、翻譯等方式,將他人已為公眾熟知的商標進行注冊的”,屬于注冊不當,應當依法撤銷。但該規定對馳名商標的保護并不充分,與《巴黎公約》的規定相比,還有一段差距。首先,公眾熟知商標是否就是馳名商標,并沒有明確的規定;其次,這里只對違反誠實信用原則搶先注冊他人公眾熟知商標的行為予以制止,既未涉及違反誠實信用原則使用他人馳名商標的內容,也未涉及非惡意情況下將他人馳名商標在相同或者類似商品上在先注冊或者使用的內容。因此,這一規定雖然的確在一定程度上對保護馳名商標(包括我國的馳名商標)提供了法律依據,但該規定只是對馳名商標提供了一部分《巴黎公約》規定的保護,遠遠不能滿足當時我國馳名商標保護現實的需要。此外,在商標管理工作實踐中,由于對馳名商標的認定缺乏嚴格的程序,亦無統一的標準,所以難以保證馳名商標認定的權威性。同時,由于對馳名商標擴大到非類似商品范圍的保護沒有法律依據,致使我國行政執法機關及司法機關對馳名商標的保護工作困難重重,保護水平不能滿足我國經濟發展的需要,也與國際條約的要求有一定的差距,不利于我國保護知識產權的整體形象。
這個時候,國際上對馳名商標的保護發生了重要的變化。1994年,關貿總協定烏拉圭回合談判終于結束,并簽訂了 TRIPS協議。這個協議在馳名商標保護等內容上對巴黎公約做了重要的補充和發展。 TRIPS協議第16條第2款規定:“巴黎公約1967年文本第6條之2,原則上適用于服務。確認某商標是否系馳名商標,應顧及有關公眾對其知曉程度,包括在該成員地域內因宣傳該商標而使公眾知曉的程度。”該條第3款規定:“巴黎公約1967年文本第6條之2,原則上適用于與注冊商標所標示的商品或者服務不類似的商品或者服務只要在不類似的商品或者服務上使用該商標,會暗示該商品或者服務與注冊商標所有人存在某種聯系,從而注冊商標所有人的利益可能因此受損。”在巴黎公約的基礎上, TRIPS協議關于馳名商標的保護又有如下新的發展:A.擴大了巴黎公約對馳名商標的適用范圍,使之適用于服務商標;B.擴大巴黎公約對馳名商標的保護范圍,使對注冊的馳名商標的保護擴大到非類似的商品或者服務上;C.明確了馳名商標的判定標準,即應以相關公眾的知曉程度來判定某商標是否馳名。
TRIPS協議生效以后,立即成為世界各國保護馳名商標的新標準。在此前后,許多國家紛紛通過修改法律或者制定新法,在本國的商標立法中增加了保護馳名商標的具體規定。如1991年實施的法國《知識產權法典》、1993年實施的印度尼西亞《商標法》均對馳名商標的保護做了規定。1996年1月16日美國也修改了《商標法》,規定禁止任何人淡化他人的馳名商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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