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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產權制度發展歷程與中國經濟發展階段

歷史上，知識產權制度并沒有誕生于古代科學技術高度發達的中國，而是誕生于資本主義商品經濟條件下的歐洲。盡管中國是文明古國之一，“四大發明”對人類做出過突出的貢獻，但中國自古代起重視“有形”而忽視“無形”，因而長期以來并沒有形成一個完整的知識產權制度。特別是在近代社會中，鴉片戰爭以來中國長期處于受欺凌的狀態，教育和科技得不到正常的發展，知識產權的觀念沒有形成。1979年改革開放以后，才逐漸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知識產權制度。由于知識產權保護的法律制度對于知識產權制度體系和其他相關的社會制度有重大影響力，按照知識產權法律保護制度的演進，將中國知識產權制度的建立與發展概括為以下幾個時期：
（一）萌芽期（清朝末年—1949年）
我國知識產權制度的萌芽始于清朝末年。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產生和發展，以及變法圖強的要求，促使清政府要著手建立近代法制，分別于1898年、1904年和1910年先后頒布了保護發明創造的專利法規、商標法規和著作權法。這些法律作為一種嶄新的文化，注入了當時的社會生活，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盡管清政府很快覆滅，但是，這些法律制度都被后來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北洋政府和國民政府繼承下來，并經修改和完善繼續實施。但由于中國當時的社會條件有限，這些法律制度都沒有起到相應的作用。
（二）初始期（1949年—1978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后，特別是“十年浩劫”期間，由于“左傾思想的影響，致使我國的經濟發展經歷了曲折的過程，國民經濟遭受到嚴重的損失，瀕臨崩潰的邊緣。與此同時，我國知識產權制度基本上處于零星的、分散的、斷斷續續的、初始的狀態。事實上沒有真正建立起知識產權制度。
（三）建立成長期（1978年—1993年）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隨著改革開放政策的實施，中國政治、經濟發生了歷史性的變革。以專利權制度、商標制度、著作權制度、反不正當競爭法和原技術合同法為基本框架的中國知識產權保護的法律制度也經歷了從無到有、從孕育到建立發展的過程。
我國知識產權法律制度的基本框架主要完成于20世紀80年代。我國分別于1983年、1985年、1991年和1993年先后頒布并實施了《商標法》、《專利法》、《著作權法》和《反不正當競爭法》。1985年參加了《巴黎公約》，1992年參加了《伯爾尼公約》和《世界版權公約》，還先后參加了一些著作權、鄰接權、專利和商標等專門性國際條約和國際公約。
這一時期，我國實行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并存的方針，突破了把計劃經濟同商品經濟對立起來的傳統觀念，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產力，使我國經濟從1984～1988年經歷了一個加速發展的飛躍時期。到20世紀80年代末，經濟得到較快發展，綜合國力大幅度增強，人民生活水平明顯提高，翻一番的第一步戰略目標已經實現。與經濟發展相一致，我國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的框架已基本形成，已能用法律詳盡地對由“智力”成果引起的一系列社會發展給予調整，從而結束了我國知識產權保護的成長期，進入了成熟完善期。
（四）成熟完善期（1993年至今）
20世紀90年代以后，我國大力發展商品經濟，改革不斷深化，對外經濟、科學技術、文化交流與合作日益頻繁，特別是黨的十四大明確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知識產權制度找到了賴以生存和發展的最合適的土壤，為我國知識產權保護提供了最為有利的內部環境和堅實的經濟基礎。
為了適應國際經濟貿易發展的需要，我國在完成知識產權的主要立法后，參加了有關知識產權保護的主要國際公約和國際組織，使我國知識產權保護制度進入了成熟期，開始面向世界、面向國際保護水平的高標準發展。這些國際公約和國際組織包括中國于1992年10月15日和30日、1993年4月30日、1994年1月1日和8月9日、1995年7月1日和12月1日、1996年6月9日、9月17日分別成為《保護文學和藝術作品伯爾尼公約》、《世界版權公約》、《保護錄音制品制作者防止未經許可復制其錄音制品公約》、《專利合作條約》、《商標注冊用商品和服務國際分類尼斯協定》、《國際承認用于專利程序和微生物保存布達佩斯條約》、《關于商標注冊馬德里協定的議定書》、《國際專利分類斯特拉斯洪堡協定》和《建立工業品外觀設計國際分類洛加諾協定》的成員國。
除此之外，1990年11月，GATT烏拉圭回合將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作為新議題而納入談判議程，在發展中國家做出最大讓步的情況下，最終達成了《關于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簡稱TRIPS），中國政府積極參與了這一談判進程，并為推動該協定的達成做出了極大的努力。TRIPS的內容可以分為三類：一是基本原則，這是全體成員必須遵守的；二是最低要求，這是全體成員必須達到的；三是一般要求，這是可以根據各成員國的具體情況選擇適用的。其最大的特點是規定了各成員國最基本的義務和知識產權保護的最低標準，也就是成員國必須遵守的標準。2001年，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作為WTO三大支柱之一的TRIPS適用于我國的情況。我國的知識產權制度根據其最低要求，在保護標準上進一步向世界規則靠近。
在當今中國社會，知識產權已經成了公民的一項基本人權，知識產權制度已成為一項基礎性的社會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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