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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產權制度產生的社會經濟、政治、文化背景

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前總干事阿帕德·鮑格胥博士認為：“人類的智慧是一切創作和發明的源泉。這些智慧的成果是人們美好生活的保證，國家的職責就是要保證堅持不懈地保護藝術和發明。”

所謂制度是某一社會全體成員應該遵守的行為及其相互交換的規則，這些規則往往通過法律加以確定和保障。知識產權制度，是指涉及知識產權的法律、法規和國家政策的總和，是人類社會進步過程中科技、經濟和法律相結合的產物。

知識產權制度是人類社會近代史上的新生事物，從其興起到現在只有三四百年的歷史。一般認為，英國于1623年制定世界上第一部專利法、于1709年制定世界上第一部著作權法，法國于1857年制定世界上第一部商標法，它們是具有近代意義的知識產權制度的開端。

知識產權制度產生于歐洲，這絕非歷史的偶然。在中世紀末期和資本主義初期長達數百年的社會轉型的激烈變革中，政治、經濟、科技、思想、文化諸方面的發展與變化，才孕育出了近代的知識產權制度。我們可以從以下幾方面考察知識產權制度產生的社會經濟、政治、文化背景。

一、科學技術廣泛應用于社會生產

在前資本主義時期，科學和技術一般是分離和脫節的，科學技術應用于生產還只是偶然和不自覺的行為。那時，技術由平民工匠掌握，技術的進步全憑經驗摸索或傳統技藝的提高和改進；科學知識則屬于貴族哲學家，科學理論常常落在生產實踐之后，只是概括和總結實踐過程中積累的經驗。從前資本主義末期到資本主義初期，正是自然經濟向商品經濟進行轉化的時期，在這一過程中，勞動產品中占主導地位的體力因素逐漸讓位于智力因素，新的生產方式使得自然科學為直接的生產過程服務。資產階級在它最初一百年的統治中創造了巨大的生產力，機器在制造業、陸路交通和航運方面的應用，化學在工業和農業中的應用，電報的使用，使科學技術與社會生產緊密地聯系在一起，這種有機聯系具體表現為科學發現—技術發明一社會生產的一體化。

二、科技成果成為自由交換的商品

在前資本主義時期，運用科學技術生產的物質產品可以作為商品，但是科技成果本身卻不是商品。由于科學技術被長期封閉在一個個具體的狹隘行業和獨立的家庭作坊中，主要靠自身的經驗積累發展著，很難進入社會進行大規模的應用和轉移。在這種封閉性的社會經濟格局里，科學技術具有分散性、經驗性的特征而缺乏系統性、繼承性的發展。所謂“祖傳秘方”、“父傳子受”是小生產者取得和掌握技術的主要手段。近代商品經濟的發展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建立。打破了自然經濟中技術部門之間以及技術與社會之間的壁壘。由于商品經濟需求的強烈沖擊，迫使技術向社會發生大規模轉移。資本把科技成果還原成一般等價物，并用純粹的經濟效益來衡量他們的價值，這就使得科學技術從一般技藝和狹隘分工中相對解放出來。資本的神奇力量在于，它使得“工匠們成為雇傭勞動者，即把他們的技能和人體一起轉化為商品，并驅使其走向市場”。根據馬克思的勞動價值理論，智力勞動也是一種生產勞動，商品生產不僅指物質生產中的實物形式的商品生產，還包括非物質生產中的無形商品，如服務、知識、信息、技術等生產。這就是說，在科學技術運用于社會生產的過程中，包括技術、知識、信息在內的知識產品本身(無形商品)與采用知識、信息、技術生產的物質產品(有形商品)都具有同等的商品意義。

三、新文化價值觀的確立

從14世紀至16世紀，西歐資產階級所發動的文藝復興運動，以復興古典學術和藝術為口號，反對蒙昧主義和宗教神學，繼承、利用古希臘的科學文化，倡導以人文主義為中心的新思想。這一新文化價值觀激勵人們改造現世、研究自然、重視實際有用的知識。文藝復興中提出的新的文化價值理念，為資產階級一手將科學技術作為物質武器，一手將私權保護作為法律武器提供了必要的文化思想準備。

四、新政治文明的萌生

在17世紀中葉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的過程中，從霍布斯、米爾頓到洛克等思想家、政治家，都主張主權在民，倡導平等自由，強調私有財產的神圣不可侵犯性。特別是洛克的著作闡明了資產階級關于財產和政權的原則，概括了英國資產階級與新貴族在17世紀關于財產與政權的爭議。以洛克為代表的英國資產階級政治思想體系的逐步形成，以及受其影響而產生的以孟德斯鳩為代表的1 8世紀歐洲啟蒙運動，為歐洲各資產階級民族國家制定自己的法律包括知識產權制度，作了重要的政治思想準備。

五、財產權法律制度的變革

在前資本主義時期，對有限的科學技術傳播和交流，缺乏財產法和契約法的有力保障。商品貿易(包括知識產品與有形商品的交換)必須建立在確定的產權基礎上和穩定的交易秩序中，而以重刑輕民、“神事重于人事”為特征的封建法律往往視科技成果的傳播和應用為私人瑣事，很少以國家的名義直接進行調控。盡管在封建社會的晚近時期，出現了印刷專有權、專營權、專賣權，但這些都是封建特許權，而不是資本主義式的私有財產權。這種封建特許制度的受益者主要是印刷商、企業主以及頒發許可證的統治者。而不是從事智力創造活動的作者、發明者。在有的情況下，封建統治階級還通過特許制度限制先進思想的傳播，迫害進步作者和發明者。因此，封建特許權與近代意義上的知識產權有著本質上的差別。公元17、18世紀，資產階級開始在生產領域廣泛采用科學技術成果，從而在資本主義市場產生了一個保障知識產品私有的問題。資產階級要求法律確認對知識產品的私人占有權，使知識產品同一般有形產品一樣，成為自由交換的商品。他們尋求不同于以往財產法的新的法律制度，以作為獲取財產權利的新方式。在與商品生產直接有關的科學技術發明領域出現了專利權，在商品交換活動中起著重要作用的商品標記領域出現了商標權，在文學藝術作品以商品形式進入市場的過程中出現了著作權。知識產品納入新型財產權的保護范圍，這些法律形式最后又被概括為知識產權。，

這種財產關系的變革與新法律制度建立之間的關系，馬克思在敘述經濟與法律的關系時一語道破，每當工業和商業的發展創造出新的交往形式，法律便不得不承讓它們是獲得財產的新方式。無需諱言，正是在近代商品經濟和科學技術不斷發展的推動下，知識產權作為一種私人享有的無形財產權：才得以為資本主義國家普遍認可和嚴格保護，并逐漸形成一種獨立而嚴密的法律制度。

然而，可能有人會問：中華文明自成一脈而顯赫于世，四大發明均發源于斯，14世紀中葉，中國無論在教育還是科技水平方面都達到西歐工業革命前夕的發達程度，為什么這些人類的輝煌創造卻未在中國導引出知識產權法律制度?對這個問題的回答也能從另一個方面說明知識產權制度的產生背景和條件。

無論是在歐洲還是在中國，15世紀都是經濟史的一個轉折點。這時，歐洲開始走出中世紀，商品市場開始掙脫封建因素的桎梏，獲得長足發展。商品市場與市場力量迅速成長，最終擴展到整個社會經濟領域，成為占統治地位的資源配置方式與力量。在中國，商品經濟和市場因素的發展在唐宋元時期達到一個新的頂峰，到明代中期陷入停滯甚至萎縮，最終未能沖破自然經濟的藩籬。15世紀的中國，不僅止步于工業革命的門檻，而且止步于市場經濟的門檻。生產技術進步的積累導致工業革命、市場長足發育導致市場經濟的歷史邏輯在中國未能實現。

制度創新是多種條件共同孕育的結果，除了需求沖動的刺激外，還受制于政治、經濟、文化等多種因素。中國古代沒有產生知識產權制度的原因是，古代中國缺少知識產權賴以生存的政治、經濟、科技、思想文化的土壤。

第一，從社會經濟的發展狀況看，我國古代那些實踐性的發明曾經使中國具有產生大機器生產的條件，而中國傳統自給自足的經濟觀念以及當時經濟領域領占主導地位的“重本抑末”的經濟意識形態，抑制了商品經濟的發展，使中國一直維持著小農經濟形態，在這種經濟結構下，市場經濟組織狹隘單一，缺乏科學技術推廣的載體，使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受到抑制。商品經濟的不發達是中國知識產權制度得不到發展的主要和直接原因。

第二，從政治制度上看，中國古代實行封建皇權專制，以封建特權、等級制度為其政治制度的核心，缺乏權利平等以及保護私有財產的政治制度；在國家一體、君父一體的觀念影響下，統治者自認為有權利也有責任履行教化好民眾的職責，使統治者保留對知識選擇、傳播的權利，歷代統治者注重通過法令形式嚴密控制書籍出版發行①，抑制了知識的創新與擴散；“學而優則仕”，科舉考試取仕制度，使人們獲利的沖動更多的是通過非經濟的手段得到滿足，而難以從中誘導出經濟理性行為。

第三，從文化思想上看，極力宣揚“忠”、“孝”、“服從”觀念和等級特權思想的儒家思想滲透在漫長的中國封建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使得個人獨立、平等的意識無法產生，個人權利淹沒在以家庭、家族、宗族和國家為核心的“社群本位”的汪洋之中。加上根深蒂固的“無為”、“無欲”以及“重義輕利”思想的深遠影響，使得中國知識分子普遍認為創作活動是為了道德教化，絕非為了牟利。重知識不重權利的基本價值觀慢慢腐蝕掉了他們爭取權利的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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