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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惡意”和“情節嚴重”的理解適用分歧減弱了懲罰性賠償適用的可預測性

來源：電子知識產權

作者：蘇和秦莊雨晴

法的可預測性，是指根據法律的規定，人們可以預先估計到他們相互間的行為，國家及其工作人員將如何行為，以及某種行為的后果。由于法律具有預測的作用,人們就可以根據法律來確定自己的行為方向、方式、界限,合理的作出安排,采取措施。26法的可預測性是法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法作為調節人的行為及社會關系規范的重要功能。同樣地，作為適用法律條文解決法律糾紛的司法判決，也要求具有可預測性。司法判決的可預測性是樹立司法公信力的社會基礎。27而具體到商標的懲罰性賠償制度中，法的可預測性就要求人們通過對于商標法法條的理解，能夠預測自己所從事的哪些侵權行為、或者何種程度的侵權行為，會在司法實踐中被判令懲罰性賠償，而哪些則不至于被判令懲罰性賠償。因此，法的可預測性就要求在司法裁判中，對于商標懲罰性賠償中的“惡意”及“情節嚴重”的具體含義具有較為統一的理解。

而由上文可知，無論是在我國目前的理論界還是司法實踐中，對于商標懲罰性賠償適用前提中的“惡意”和“情節嚴重”的內涵和外延都沒有達成統一意見。而事實上，作為一個非傳統法律術語的帶有較濃厚道德判斷色彩的術語，“惡意”在商標侵權中的具體表現是很難通過規范性的條文進行逐一列舉的。其次，隨著社會的飛速發展，公眾道德對于一些行為的評價與判斷也可能發生較為頻繁的轉變。原先的一些被認為具有惡意的行為，經過時間的變化，很可能屆時會被認為已經能夠符合工商業領域的慣例和道德評價；而一些現在被認為不具有惡意的行為也很有可能在未來會被納入惡意的范疇之中。所以，“惡意”這一個非傳統法律概念所帶來的不確定性與法律所應有的可預測性似乎發生了矛盾。同樣地，在情節嚴重的認定中，法院似乎對于何為嚴重也難以達成具體的裁判標準。有鑒于此，北京高院在《裁判標準》第1.16條中首次對侵權情節嚴重的典型表現形式進行了歸納，為區內法院的司法裁判提供了指導，這是值得肯定的。而事實上，對于侵權客觀情節的考量也已經能夠體現在作為懲罰性賠償計算基數的補償性損害賠償額之中體現。侵權的規模越大、范圍越廣、持續時間越長，那么其實際損失或者侵權獲利也就相應的越高，這也是在英美懲罰性賠償或額外賠償中主要聚焦于主觀惡意而并不著重考量侵權客觀情節的原因。

由于目前對商標法懲罰性賠償適用中“惡意”和“情節嚴重”的理解與判斷標準并未達成統一，因此導致了商標懲罰性賠償在司法實踐中適用的可預測性較弱。這一問題在現階段并不能得到很好地解決。因此，在這種情況下，商標懲罰性賠償在司法實踐中的適用應當更加地謹慎，以防止對于知識產權司法公信力的削弱。因此，建議最高人民法院或許可以通過制定相關司法解釋或者在知識產權的相關審判工作會議中，對于商標懲罰性賠償的適用提出若干具體的標準和限定。而在各個地方司法機關的層面上，北京高院已經率先出臺了《裁判標準》，其中對于商標懲罰性賠償的一些關鍵問題的審判工作做出了指南，也建議其他各省級高級人民法院或許也可以參考北京高院的做法，為本區域內的司法實踐作出一些具體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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