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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標侵權中惡意和情節嚴重問題的判定

來源：電子知識產權

作者：蘇和秦莊雨晴

根據目前法律的規定和司法實踐中的情況，在商標懲罰性賠償的適用中，商標侵權人的“惡意”應為適用的主觀前提，而商標侵權的“情節嚴重”應為適用的客觀前提，二者間為并列關系。若要適用商標懲罰性賠償，涉案的侵權人及侵權行為必須同時滿足“惡意”及“情節嚴重”的構成要件。

“惡意”并不是一個具有明確定義的傳統法律概念，對“惡意”的判斷還依賴于道德及公序良俗的評價，因此對于“惡意”的具體表現形式不宜做窮盡式列舉。在美國及英國的知識產權法中，侵權人主觀上的肆意、主觀上的欺詐故意以及其行為在道德上的可恥性等均可作為侵權惡意的體現。結合我國商標懲罰性賠償的立法宗旨以及司法實踐中的情況，惡意商標侵權行為應當限制于那些故意侵權且嚴重違反誠實信用及公序良俗等基本原則或藐視法律權威的行為之中。英美司法實踐中將一些重大過失的侵權行為等同于故意甚至惡意侵權的思路并不適合我國商標懲罰性賠償的實際情況。而“情節嚴重”作為懲罰性賠償適用的客觀前提，其主要是指侵權損害后果的嚴重性。但需要注意的是，“情節嚴重”并不是一個質的層面的判斷，而是量的層面的判斷。在司法實踐中，由于地區差異及法官主觀認知的不同等因素，可能導致對于侵權情節是否能夠到達嚴重程度出現分歧。因此，或許也可以借鑒其他法律中的一些條文，對典型的侵權情節提出一些量化標準，對法院的判定進行指引。

在司法實踐中，商標懲罰性賠償的適用還需謹慎。其原因主要在于1）對“惡意”和“情節嚴重”的理解適用分歧減弱了懲罰性賠償適用的可預測性，在實踐中應當更加嚴格謹慎地適用商標懲罰性賠償以維護司法公信力；2）商標懲罰性賠償計算中1-5倍的加倍區間較大，在缺乏細化的加倍參考標準的情況下，應當持謹慎的態度根據具體案情確定懲罰的倍數以避免罰與責的比例失調； 3）我國知識產權領域的懲罰性賠償制度是主要在司法政策的驅動下出現和發展的，其并非我國民事侵權領域的傳統規制手段，在適用的過程中應回歸和堅守其懲罰和威懾情節嚴重惡意侵權的初衷。

在今后，隨著《民法典》的生效實施以及《著作權法》、《專利法》的修正，為了各部法律之間的協調和統一，《商標法》中懲罰性賠償條款存在由“惡意侵犯商標專用權，情節嚴重”改為“故意侵犯商標專用權，情節嚴重”的可能性，并在相關法律法規或司法解釋中對“故意”的內涵在懲罰性賠償適用語境下做出必要限制，以增加商標懲罰性賠償的可操作性，但這種調整并不會也不應降低商標懲罰性賠償的適用門檻。而無論立法技術上如何調整，在司法適用的層面，都宜堅持審慎的原則而避免懲罰性賠償在商標侵權領域的泛用和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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