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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標懲罰性賠償確立和發展過程中的政策驅動較強

來源：電子知識產權

作者：蘇和秦莊雨晴

懲罰性賠償并不是民法法系國家的傳統民事法律規制手段，其具有很深的英美判例法淵源。懲罰性賠償最初在英美法系中的產生有其特殊的原因，其中一部分原因是當時英美等國的侵權法中沒有將精神損失納入實際損失的范疇，因此采用懲罰性賠償的方式在這部分案件中彌補被害人的精神損失。然而在以德國為代表的一些大陸法系國家，民法的法典化和體系化使得侵權損害賠償的體系是較為健全的，將精神損失也一開始就被列入實際損失的范疇，因此是不承認在民事法律關系中的懲罰性賠償因素的，是明確拒絕這種民事制裁方式的。30而我國的民法體系事實上很大程度地對傳統的大陸法系國家進行了借鑒。因此懲罰性賠償在民事法律關系中的引入本身就會對我國民法中的一些基本原則和理念造成沖擊。

事實上，通過回顧我國知識產權領域懲罰性賠償發展的歷史可以看出，無論是知識產權懲罰性賠償制度的誕生還是其發展基本都是司法政策先行并通過司法政策驅動立法進行改變。早在2009年發布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當前經濟形勢下知識產權審判服務大局若干問題的意見》中，就指出要“增強損害賠償的補償、懲罰和威懾效果，降低維權成本，提高侵權代價”。2013年，《商標法》迎來了第三次修正，懲罰性賠償制度正式被引入商標侵權救濟之中。此后，在2016年中共中央、國務院聯合發布的《關于完善產權保護制度依法保護產權的意見》中，首次提出“探索建立對專利權、著作權等知識產權侵權懲罰性賠償制度，對情節嚴重的惡意侵權行為實施懲罰性賠償”。在2019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強化知識產權保護的意見》中再次強調了“加快在專利、著作權等領域引入侵權懲罰性賠償制度”。而在最近公開的《專利法》與《著作權法》送審稿中，也均加入了懲罰性賠償條款。同樣值得注意的是，最近幾年來中美在經貿領域的磋商也多有涉及知識產權保護方面的議題，這同樣也是建立知識產權懲罰性賠償制度的外部驅動力。

法律應當具有穩定性和滯后性，法律的修改需要非常嚴格的程序與條件。而與法律相對應的司法政策則是可以靈活多變的，它可以根據經濟社會的需要及時做出調整。我國知識產權領域懲罰性賠償的引入可以說是在強大內壓和外壓之下應運而生的。不能否定的是，懲罰性賠償確實對于知識產權領域的惡意侵權行為起到了很好的威懾和阻卻作用。但正是由于知識產權懲罰性賠償與傳統民事侵權損害賠償中的填平原則不同，其具有民事懲罰的性質，并且其受司法政策影響較大，因此我們建議，在司法實踐中適用知識產權領域的懲罰性賠償更應該謹慎和嚴格。畢竟，若是司法實踐中不注意適用的尺度而導致懲罰性賠償過度使用的情況，那么司法政策仍有可能再次調整收緊。正如有的學者所指出的 “立法規則的創新和積極驅動是立法者和政策制定者在時代背景下的一種天然沖動，這種規則上的積極性作為并不意味著法律的執行層面即司法和守法實踐一定要跟上或大行其道，而更應該根據社會實踐的實際需要而做出科學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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