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城市，喊著成為“世界辦公室”口號，涉足服務外包業的，多如過江之鯽。

　　在諸多服務外包城市呈壓頂之勢的情況下，服務外包業的發展已由單一的市場行為，成為新一輪的城際“軍備競賽”。

　　沒有規模以上的大企業，行業整體起步較晚，園區建設尚未完成……頂著“服務外包示范城市”頭銜的哈爾濱，無疑面臨著巨大的突圍壓力。

　　A示范城市并非“終身制”

　　今年2月，國家公布20個服務外包示范城市名單后明確指出，將對示范城市實行末位淘汰制，以實際的發展情況和基本數據為依據，每兩年淘汰一個城市，計劃10年淘汰5個城市，不搞增補。

　　到明年底，全面評價20個示范城市服務外包產業發展情況的“中國服務外包示范城市綜合評價指數”將“浮出水面”。淘汰機制一旦啟動，20個示范城市的最后一名將被“摘牌”，屆時其所能享受到的優惠政策也將一并取消。

　　“我怕我們會被淘汰掉，因為哈爾濱和大慶在20個城市里的排名是靠后的。”在今年哈洽會“服務外包活動發展周”上，省長栗戰書說出了自己的擔心。

　　面對“摘牌危機”，諸多城市紛紛出臺誘人的優惠政策，以比拼勢頭迅猛發展，尚處于起步階段的哈爾濱的發展時間已顯得更加有限。

　　“最多也就是3年，哈爾濱要是發展不起來，以后想發展會更加困難。”哈爾濱蘭諾數碼有限公司常務副總經理李繼榮的擔心源于人力資源因素。她認為，其他城市一旦發展起來，用人觸角就會伸過來，南方制造業吸納人力資源的情景將在服務外包領域重新上演，到時作為哈爾濱發展優勢的人力資源優勢被架空將成為必然。

　　事實上，像大連這樣服務外包快速發展的先頭城市，異地人才吸納早已經開始。大連東軟集團人力資源總監李印杲告訴記者，從2006年至今，東軟一家已錄用參加東軟實訓的哈爾濱理工大學畢業生187名。

　　而另一位企業負責人的擔心則來自于政策的薄弱。“在20個示范城市里面，哈爾濱出臺的政策非常弱，基本是排在最后了，連大慶都比不上。”他認為，服務外包還處于起步階段的哈爾濱，如果不能在政策上加大力度，被淘汰的可能性很大。

　　在接受采訪時，樂辰公司、蘭諾數碼、嘉鴻科技等哈爾濱市較大的服務外包企業均表示出這種擔心。他們認為，哈爾濱一旦被淘汰，負面效應要比淘汰本身的損失更大。

　　B “抱團兒”取暖攜手闖關

　　在諸多先頭城市的“圍城”之下，起步較晚、規模相對較小的哈爾濱服務外包業顯得勢單力薄。

　　服務外包的產業特點及印度的成功經驗表明，國際發包商在選擇接包企業的時候都是沿著國家、城市、企業的先后次序進行決策。

　　“打造一個對外的、國際的形象，能夠實現城市的整體品牌推廣，將是推動業務發展的最有效的方式。”中歐服務外包同學會理事長劉廷指出，哈爾濱起步晚，在眾多的競爭對手面前，更應“抱團兒”形成一種品牌效應，

　　在哈爾濱樂辰科技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薛楊的陳述中，印度軟件及服務外包行業協會NASSCOM的成功無疑為國內企業“抱團兒”作戰樹立了典范。

　　作為非營利機構的NASSCOM在1988年成立后，就開始在促進軟件和服務領域的商貿活動、鼓勵軟件技術研究活動等方面發揮重大作用。如今，已有900多家服務外包企業加入NASSCOM，其在推動相關政策以及進行行業協調的同時，也保證了印度在全球離岸服務外包中的領導地位，成為印度IT服務產業名副其實的“市場部”。

　　正是基于此，2006年，樂辰科技和蘭諾數碼等企業共同發起成立了黑龍江省服務外包產業聯盟。不過，這個民間聯盟卻沒有擺脫曇花一現的命運。在2007年的大連國際軟件和信息服務交易會上，聯盟企業集體亮相，受到了業界前所未有的關注。之后，由于多種原因，產業聯盟發揮的作用和業內聲望日漸式微。

　　相對于民間性質的產業聯盟，政府背景的軟件協會正在發揮出明顯作用。

　　去年2月，由哈爾濱信息產業局倡導成立的哈爾濱市軟件協會，目前已有會員單位65家。協會除起到“政府與企業之間的橋梁紐帶”作用外，在“努力促進政府與企業、企業與用戶的良性互動”上的努力也得到企業的認可。現在，協會已開始探索凝聚各方力量“抱團兒”作戰。而諸多協會企業也對“抱團兒”作戰表現積極。

　　“哈爾濱本身在招商和與客戶對接方面存在地緣劣勢，而我們這樣的中小型企業用于對外宣傳的力度本身就很有限，在這種情況下，還是希望有人牽頭把這些服務外包企業整合到一起，樹立一個整體的形象。”哈爾濱嘉鴻科技開發有限公司副董事長曹杰夫認為，“抱團兒”作戰將有利于哈市企業整體市場開發。

　　C 加快發展的N種現實手段

　　服務外包業的發展，除了企業自身因素外，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區域的政策傾向。無錫、南昌等諸多先天條件不足的示范城市紛紛出臺各種優惠政策：培訓資金、住房補貼……不過，歸根結底，這些政策是以強大的資金投入為支撐。

　　哈爾濱起步晚、財力有限，怎么發展？部分企業“量體裁衣”提出了現實的扶持手段。

　　地方政府給企業“發包”是手段之一。

　　由于歐美發包商受金融危機影響，嘉鴻科技從去年7月份開始至今，業務量幾乎沒有任何增長。“其實省內在新農村合作醫療保險、銀行等領域有很多業務可以委托給本地專業的服務外包企業來做，而我們的接包價格也很低，只相當于他們現在發包價格的50%。”曹杰夫認為，政府這時選擇發包給企業，不僅降低了財務支出，對企業來說也是雪中送炭。他告訴記者，在西安，當地政府已經以政府采購的方式把很多銀行、政府業務委托給當地服務外包企業來做。

　　有相似期望的還有蘭諾數碼常務副總經理李繼榮。不過她也指出，目前存在的問題是，由于留學生企業是按外資注冊，這樣開展一些國內業務會受到限制。為此，一些企業只得另行注冊內資公司，“無形中人力、財力都會浪費，在某種程度上也限制了企業的發展。”她認為，如果黑龍江省在這方面調整一下，企業將會有更大的發展空間，“銷售額也會翻番往上漲”。

　　利用有限力量盡快培養出一些大企業，樹立起示范效應，加速產業聚集，則是另外一種手段。

　　“黑龍江省海歸人員很多，而且都有家鄉情結，哈爾濱又有先天的優勢，只要我們本地有幾家成功做大的服務外包企業的案例，吸引他們回家鄉還是很有說服力的。”在薛楊看來，哈市服務外包企業很多都有海外背景，政府選擇一些將其扶持成規模，樹立起示范效應，吸引北京、上海和大連等城市的家鄉海歸人員回來會更加容易，而這些人才“不管是來創業也好，還是作為高端人才協助發展也好，都能對本地服務外包業的發展起到實實在在的推動作用”。

　　搭建項目對接平臺對更多企業來講更是當務之急。

　　曹杰夫曾到大連參加一些項目對接會，他發現，“大連地方保護情況很嚴重，一般活動可以參加，但真正遇到一些好的項目對接或論壇就不讓進，要么是入場費非常高。”他建議政府多提供一些到其他服務外包發達的城市進行項目銜接的機會，同時，哈爾濱自己也可以舉辦一些像西安等地那樣的BPO年會等服務外包活動，為企業接包、經驗交流等提供一個對外的平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