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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標“貢獻率”在美國與中國的適用

（一）美國體系下的“技術貢獻率”
“貢獻率”一詞創設于美國專利判例中，也稱為“技術貢獻規則”③。在美國侵權案件中一般要遵循“若非測試標準”，即由當事人證明侵權損害與侵權行為事實因果關系之有無，而技術貢獻規則和全部市場價值規則是其中重要的兩種判斷方式。在權利人依據侵權獲利要求賠償損失時，美國法院將要求權利人承擔專利技術、技術秘密對侵權產品實現利潤貢獻比例的舉證責任，如果侵權人認為涉案技術對產品利潤貢獻度較高則應承擔對應的舉證責任（技術貢獻規則）。在特殊情況下，當原告能夠證明產品的整體市場利潤都歸功于涉案專利技術，才能夠以產品的整體利潤獲得賠償，此時的賠償計算基礎可擴展至產品的非專利部分（全部市場價值規則）。在早期的判例中，技術貢獻規則是法院適用的常例，而全部市場價值規則卻是補充適用的判斷方式。美國法院就“貢獻率”的適用規則最早可以追朔到1853年的Seymour案（57 U.S.480）與1884年的Carretson案（111 U.S.120），在上述的兩個案件中法院論述了有關“技術貢獻規則”的適用條件及其價值所在。
“技術貢獻規則”作為一種較為科學的賠償計算方式，其對證據的要求較高，但是較為嚴格的舉證責任對于法院以及當事人都造成了一定負擔。為此，美國1946年修改專利法中的計算賠償方法，就取消了“非法獲利”的計算方式［4]，取而代之的是對原告舉證責任較輕的“合理許可費”計算方式，此時有關“技術貢獻規則”的爭論便暫時告一段落。20世紀末，為應對日本專利超越之勢，美國開始加強專利保護的政策，全面適用“整體市場價值規則”。然而隨著復合型專利產品的不斷出現，單個產品包含的專利技術、技術秘密不斷增多，而適用“整體市場價值規則”則會擴大賠償范圍，對產品生產者、銷售者而言存在過高的威懾作用，如在21世紀初期出現的Lucent v.Gateway（580 F.3d 1301）④高額賠償案例。為此，美國業界與學界也開始反思適用“整體市場價值規則”的利弊之處，重新思考“技術貢獻規則”的合理性所在，并且在隨后的判例中也再次適用了“技術貢獻規則”。
（二）我國體系下的“技術貢獻率”
我國并未在《專利法》設置“技術貢獻規則”的規定，可以作為“技術貢獻規則”的依據體現在專利相關的司法解釋之中。最高人民法院2009年出臺的《關于審理侵犯專利權糾紛案件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中第16條：“人民法院依據專利法第六十五條第一款的規定確定侵權人因侵權所獲得的利益，應當限于侵權人因侵犯專利權行為所獲得的利益；因其他權利所產生的利益，應當合理扣除。侵犯發明、實用新型專利權的產品系另一產品的零部件的，人民法院應當根據該零部件本身的價值及其在實現成品利潤中的作用等因素合理確定賠償數額。侵犯外觀設計專利權的產品為包裝物的，人民法院應當按照包裝物本身的價值及其在實現被包裝產品利潤中的作用等因素合理確定賠償數額”。至此，我國專利司法解釋明確了在專利侵權案中應當考慮到“技術貢獻規則”，一是要求法院避免將權利人的權利擴展至非權利所帶來的利益上；二是涉及零部件、包裝物部分的專利應當考慮涉案專利技術的價值⑤以及涉案專利技術實現產品利潤的市場價值⑥。這樣的規定為“技術分攤規則”提供了適用的基礎。
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專利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若干規定》中，其中第20條規定所失利潤“可以根據專利權人的專利產品因侵權所造成銷售量減少的總數乘以每件專利產品的合理利潤所得之積計算”，非法獲利“可以根據該侵權產品在市場上銷售的總數乘以每件侵權產品的合理利潤之積計算”，該條款中所謂合理利潤并未明確其范圍，但是從文義上可被認為是要求法院依據市場價值角度判斷涉案專利的技術特征在侵權產品中所占的比例以分攤產品的全部利潤。由此可見，我國專利司法解釋中“技術貢獻率”在個案中仍然可以結合整體市場價值規則和技術貢獻規則加以認定。更進一步地說，我國所采用的司法政策不像美國法院那樣側重關注“技術分攤規則”與“整體市場規則”間的差異，而是由法院在個案中確定侵權技術對于產品總體的利潤貢獻率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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