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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譽是企業存在的基礎之一

經濟學在傳統上把企業看作一種人格化的組織.它擁有自然人所具有的一系列特征.其中最主要的是它能夠有意識地做出理性決策。現代企業理論運用制度經濟學的契約分析方法，把企業定義為不同個人之間組復雜的明確契約和除含契約的交匯所構成的一種法律實體。在這種法律實體中,契約的交匯既有經營者與所有苕之間的契約、經營者與雇員之間的契約,也有企業作為債權人與債務人之間的契約、企業作為供應商（或消費者）與消費者（或供應商）之間的契約、企業作為法人與政府之間的契約等。這樣,企業的行為實際上就成了一組復雜契約系統的均衡行為.這種復雜的契約系統具體是由一系列目標不同且相互沖突的最大化個人所構成的。在這種意義匕企業的行為非常類似于市場的均衡行為。

在制度經濟學看來,企業和市場同屬于一種制度安排。制度是一種人為設計的界定人們相互之間關系的約束機制。它包括三部分內容：一是正式的約束機制,如規則、法律、法規;二是非正式的約束機制.如行為準則、習慣、自我行為規范;三是正式和非正式約束機制的實施特征。這些約束機制共同作用,確定了社會的尤其是經濟的激勵結構。實際上正式的約束機制就是一種明確契約,而非正式的約束機制就相當于隱含契約.這兩種約束機制實施方式的差異也就是明確契約與隱含里約實施方式的差異。

既然所有的制度安排都是明確契約和隱含契約的混合體,那么，企業作為制度安排的一種,自然也不能例外。在構成企業的各種契約中，明確契約和隱含契約是并存的。例如I,在雇用契約中雇主和雇員盡管可以就工作時間長度、從室的工作崗位、不同崗位的工資水平等做出明確的規定，但在大多數情況下，雇員對企業價值的貢獻是難以客觀衡依的,只能求助于各級管理人員的主觀評價。有無疑問,這種主觀評價存在很大的模糊性。更重要的是,由企業管理人員或經營者對雇員的績效進行評估（進而作為確定雇員報酬的根據）存在著敗德行為的可能性.即經營者可能會有意低估雇員績效，以減少企業的工資支付額。為此雇傭雙方事前必須達成一種隱含契約,而這種契約的實施是建立在雙方的信任基礎之上的。正是由于隱含契約的存在和有效實施才補充和改進了明確契約的不足。

同樣，經營者與股東、經營者與債權人之間的關系也離不開隱含契約及其所需要的信任和信譽。科蘭在談到阻礙19世紀后半期美國西部經濟發展的因素時指出：許多美國企業家較低的商業道德構成了企業效率和資本籌集的重要障礙。騙取人們信任的人出股票或彩票比比皆是。為躲避因財務困難而出現的債務.擁有隱匿財產的破產成了一種常見的求助方式。資本被大量地揮霍，以至于難以確定究竟是過度樂觀還是明目張膽的欺詐。例如，在西部鐵路的建設過程中，主要管理者及部分融資者是當地企業家，而他們在使用東部人的錢時可以說至少是不謹慎的。羅斯托明確指出：20世紀30年代的大危機是20世紀20年代商界領導人缺乏商業道德的直接結果。

福庫亞瑪基于他的“自發的社交活動”和“信任半徑”概念,提出不同社會信任水平的差異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企業的發展速度和類型。前者是指陌生人之間進行交流的難易程度，后者是指人們樂意把信任擴展的范圍大小。兩者的高低和大小都是特定文化的產物。對■每個國家來說，這些都是本國所需要投資的社會資本,它們在某種程度上決定著國民以何種方式組建起了自身的經濟環境。歷史匕在中國和意大利南部,信任半徑只能波及家族成員。以血緣或家族（或同姓氏）為邊界的信任范圍大大限制了企業的規模。因為在這些社會中盛行的是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合二為一，經營權只能交給本家族的成員這就大大限制了挑選優秀人才管理企業的范圍。另一方面，狹小的信任半徑決定了企業的創業者對家族之外成員的入股有著天然的逆反心理，結果是經濟中占主導地位的大多是對企業規模要求較低的產業，如服裝、設計、家具等。從目前華人企業管理方式的家族色彩中仍可以看到信任半徑的局限性。而在日本、德國和美國，信任半徑要大得多。更大的信任半徑為大企業的發展奠定了基礎，資本所有者可以雇用沒有任何血緣關系的專業人員來管理企業，結果是在這些國家中，諸如飛機、汽車、半導體等產業得到了迅速發展。

低信任的社會相當于對所有的經濟活動征收了一種稅,而高信任的社會則不存在這種稅。規則與信任之間通常存在著互為消長的關系：依靠規則來管理相互之間關系的人越多，他們之間的信任也就越少；反之亦然。在美國信任與個人主義的天平正在急劇地滑向個人主義。他們有足夠的信任建立起現代大公司，但同時需要更多的規則來管理它們。因此,美國正為日益遞減的信任向律師納稅。超越了某一點，為管理越來越復雜的社會關系所需的規則劇增將不再是--種理性效率的印證，而成為社會機能障礙的一種象征。

一個社會信任程度的高低還直接影響企業組織的結構。一般來說，缺乏信任的社會需要更多的分層結構和垂直體化。例如，德國的信任程度高于法國，德國的一名領班平均可領導25名藍領工人；而在具有更多分層結構的法國，每名領班平均只能領導16名藍領工人。H本的情況較為特殊.在那里,信任轉化為長期的集團關系，這種集團關系替代了垂直一體化結構。由于這種特殊的伙伴關系，20世紀80年代末期,豐田公司使用65000名福員每年可生產450萬輛汽車，而通用汽車公司使用750000名工人只能生產800萬輛汽車。無論是從企業的產生來看，還是從企業的發展來看,信譽都是企業存在的一個必不可少的前提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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